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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轉發這個報告時，擬瞭一個醒目的標題：《中央批轉一個重要文件》，可見他對這個報告之重視。令他十分煩惱的問題仿佛終於有瞭答案：大豐收年鬧糧荒，原來是普遍存在的瞞產私分造成的！所以他說：“我一月有點煩惱，二月更加煩惱，趙紫陽那封信給瞭我很大的幫助。”①為什麼會發生瞞產私分的現象，怎麼看待這個問題，他要追根究底地弄個明白。
二月二十三日，毛澤東帶著這個問題登車南下。當天晚上，在停靠天津的專列上，同河北省負責人劉子厚、解學恭、張明河，天津市負責人萬曉塘、李耕濤等談話，談瞭三個小時。據毛澤東說，這次談話對他有很大啟發。他是這樣說的：“他們（指河北省。——引者註）一月九號散會的黨代表大會的傾向是要一為大二為公，想統一，想統死，作瞭決議。到瞭一月中旬、下旬，覺得不對頭瞭，省委趕緊轉，到二月就下決心，二月十三日開瞭次電話會議，相當明確，但是還沒有觸及所有制。”②毛澤東在調查中逐漸把註意力集中到所有制問題上來。他感到，那種高度集中、統得過死的大規模公社存在嚴重問題，必須調整。
二月二十四日晚，毛澤東抵達濟南，在專列上同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舒同、秘書長吳建談話。隨後，前往山東省委交際處會議室，又同山東省和濟南市的負責人談話。他要李先念參加瞭這兩次談話。第二天，繼續談話。為瞭更多地掌握第一手材料，還找瞭歷城縣委第一書記和幾名基層幹部：一個公社黨委書記、一個管理區黨總支書記、一個生產隊隊長。毛澤東對這個座談會很滿意。在呂鴻賓合作社裡發生的故事，給他留下瞭很深的印象。呂鴻賓社是一個有名的合作社，也是搞“共產”，開條子，調這個調那個。後來條子不靈瞭，就派人拿著秤去稱糧食，翻箱倒櫃，統統受到群眾抵制，也不靈。最後便是扣帽子，叫本位主義，還是不靈。這樣，才教育瞭呂鴻賓他們轉變過來，一做思想工作；二講明政策；三使人“下樓梯”，不戴帽子。
二月二十六日，毛澤東來到鄭州。當天晚上，同河南省委負責人吳芝圃等談話，二十七日上午，又增加河南省四位地委負責人一起談。這時，毛澤東所考慮的問題已逐漸成熟，心裡有瞭底。一開頭就從所有制講起。他說：公社有窮隊、中等隊、富隊三種。現在的公社所有制，基本上是隊的所有制，即原來老社的所有制。現在的公社，實際上是“聯邦政府”。人民公社的集體所有制是要逐步形成的。調多瞭產品，瞞產私分，又對又不對，本位主義基本合法。一個公社，有那麼多管理區、生產隊，有經營好壞、收入多少不同，糧食產量多少不同，吃的多少不同。生產水平不同，分配不能一樣。窮隊挖富隊不好，他們都是勞動者。人為的抽肥補瘦，就是無償地剝奪一部分勞動者的勞動產品給窮隊。多勞的多得，少勞的少得，就都積極起來瞭。“瞞產是有原因的，怕‘共產’，怕外調。農民拼命瞞產是個所有制問題。本位主義是怕調，這種本位基本上是對的。”至此，毛澤東點出瞭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這是他一個多月來苦苦思索，經過調查研究後得到的一個認識。毛澤東還提到，公社辦工業不要太多，批評銀行將貸款統統收回是錯誤的。③毛澤東的談話，得到河南省委負責人和幾位地委書記的贊同。
農村中是有瞞產私分的情況，但並不多。當時主要是缺糧而不是瞞產私分。反對瞞產私分更加重瞭農村缺糧的情況。但是，毛澤東從“瞞產私分”這個問題得到啟發而提出公社所有制問題，是很重要的。
二月二十七日晚到三月五日下午，毛澤東在專列上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第二次鄭州會議。關於這次會議的召集，毛澤東這樣說過：“‘右傾’不是我一個人，山西同志也相當‘右傾’。山西我沒有去。我一到天津，天津同志也‘右傾’，劉子厚跟我差不多。到瞭山東，就聽說呂鴻賓先左傾，後來‘右傾’瞭。還有李先念，他也覺得過去‘右傾’不夠。我一到河南，河南同志贊成我這個‘右傾’。我二十六號晚上就見瞭他們，跟他們一吹，我就有勁瞭，我才敢於下決心召集這次會議。”④
這次會議的參加人員是逐步擴大的。第一天的與會者為：毛澤東、劉少奇、鄧小平、彭真、李先念、胡喬木，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舒同，河北省委書記劉子厚，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陜西省委第一書記張德生。毛澤東發表長篇講話。
他指出：“我認為人民公社現在有一個矛盾，一個可以說相當嚴重的矛盾，還沒有被許多同志所認識，它的性質還沒有被揭露，因而還沒有被解決。而這個矛盾我認為必須迅速地加以解決，才有利於調動廣大人民群眾更高的積極性，才有利於改善我們和基層幹部的關系，這主要是縣委、公社黨委和基層幹部之間的關系。究竟是什麼樣的一種矛盾呢？大傢看到，目前我們跟農民的關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著一種相當緊張的狀態，突出的現象是在一九五八年農業大豐收以後，糧食、棉花、油料等等農產品的收購至今還有一部分沒有完成任務。再則全國，除少數災區外，幾乎普遍地發生瞞產私分，大鬧糧食、油料、豬肉、蔬菜‘不足’的風潮，其規模之大，較之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五年那兩次糧食風潮都有過之無不及。同志們，請你們想一想，這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我認為，我們應當透過這種現象看出問題的本質即主要矛盾在什麼地方。這裡面有幾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以為主要地應當從我們對農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認識和我們，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尋找答案。”
他批評一些領導幹部，說：“他們誤認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產隊的生產資料、人力、產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領導機關直接支配。他們誤認社會主義為共產主義，誤認按勞分配為按需分配，誤認集體所有制為全民所有制。他們在許多地方否認價值法則，否認等價交換。因此，他們在公社范圍內，實行貧富拉平，平均分配，對生產隊的某些財產無代價地上調，銀行方面也把許多農村中的貸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調、三收款，引起廣大農民的很大恐慌。這就是我們目前同農民關系中的一個最根本的問題。”
他說：“公社在一九五八年秋季成立之後，刮起瞭一陣‘共產風’。主要內容有三條：一是窮富拉平。二是積累太多，義務勞動太多。三是‘共’各種‘產’。”“即是說，在某種范圍內，實際上造成瞭一部分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成果的情況。”
關於人民公社的體制，毛澤東認為，最基本的是要承認“目前公社所有制除瞭有公社直接所有的部分以外，還存在著生產大隊（管理區）所有制和生產隊所有制”。他說：“六中全會的決議寫明瞭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所必須經過的發展階段。但是沒有寫明公社的集體所有制也需要有一個發展過程，這是一個缺點。因為那時我們還不認識這個問題。這樣，下面的同志也就把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三級所有制之間的區別模糊瞭，實際上否認瞭目前還存在於公社中並且具有極大重要性的生產隊（或者生產大隊，大體上相當於原來的高級社）的所有制，而這就不可避免要引起廣大農民的堅決抵抗。”
從第一次鄭州會議以來，毛澤東反復提醒各級領導註意，人民公社從集體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需要有一個過程。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他又進一步地提出，在人民公社內，由隊的小集體所有制到社的大集體所有制，也需要一個過程。這表明他當時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和思考在逐漸深化。
他說：目前的問題不是本位主義，而是領導者的平均主義和過分集中的傾向。“所謂平均主義傾向，即是否認各個生產隊和各個個人的收入應當有所差別。而否認這種差別，就是否認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的社會主義原則。所謂過分集中傾向，即否認生產隊的所有制，否認生產隊應有的權利，任意把生產隊的財產上調到公社來。”“上述兩種傾向，都包含有否認價值規律、否認等價交換的思想在內，這當然是不對的。”⑤
第二天（二十八日）的會議，毛澤東找來另一批省市委第一書記開會，他們是上海的柯慶施、廣東的陶鑄、湖北的王任重、湖南的周小舟、安徽的曾希聖、江蘇的江渭清、四川的李井泉、甘肅的張仲良等。講的內容跟上一天大致相同，不過有些話講得更鮮明，更尖銳。比如他說：“去年九月起，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我們的手伸得太長瞭，我們有個很大的冒進主義。”“我現在是支持保守主義，我站在‘右派’這一方面，我反對平均主義同‘左’傾冒險主義。”講到反對本位主義問題時說：“我沒有出北京以前，也贊成反本位主義，但我走瞭三個省就基本上不贊成反本位主義瞭。不是本位主義，而是他維護正當權利。產品是他生產的，是他所有，他是以瞞產私分的方式來抵抗你。幸得有此一舉，如果不瞞產私分，那多危險，那不就拿走瞭？”⑥從反對“本位主義”到贊成“本位主義”，毛澤東在思想上起瞭一個重要變化，這個變化來自他親身的調查研究。
這一天的會開得不大順利，不少人思想上沒有準備，對毛澤東提出的一套主張想不通，一時轉不過彎來。三月一日上午八時，毛澤東寫信給劉少奇、鄧小平等，建議會議再延長兩天。他寫道：“聽瞭昨天十位同志的意見，我感覺有一些同志對我講的那一套道理，似乎頗有些不通，覺得有些不對頭，對他們那裡的實際情況不相符合，感覺我的道理有些不妥。當然還待商量。我可以這樣說，同志們的思想有些是正確的，但是我覺得我的觀察和根本思想是不錯的，但是還不完善。有些觀點需要同志們給我以幫助，加以補充、修正及發展。”他還說：“我的這一套思想，是一月二月兩個月內逐步形成的。到天津、濟南、鄭州，跟三省同志們交換意見，對我有極大的啟發。因此到鄭州，就下定瞭決心，形成瞭一套，雖然還有些不完善，還有些不準確，還有些需要發展和展開，需待今後再觀察、再交換意見，再思再想。”⑦
三月一日下午，將二十七日、二十八日分別參加會的人合起來，繼續開會。毛澤東講話，再次強調所有制問題，等價交換、按勞分配問題，肯定瞞產私分的合理性，並且作瞭自我批評。他說：要從所有制方面解決問題。現在是一平、二調、三收款，這樣一來，統統違反按勞分配原則，否定價值法則，否定等價交換。毛澤東指出：“基礎是生產隊，你不從這一點說，什麼拉平，什麼過分集中，就沒有理論基礎瞭。得承認隊是基礎，跟它作買賣。它的東西，你不能說是你的，同它是買賣關系。”他說：“六中全會到現在，兩個半月，根本沒有實行。人民公社決議沒有阻止一平、二調、三收款這股風。開頭我放炮，一定要那樣做，要緊張一天半，不然扳不過來。原先心裡想的共產多瞭，個人少瞭，就是這個彎子。（李先念插話：“二十七號以前是反對本位主義。”）要去掉本位主義的帽子，要恢復農民的名譽。（吳芝圃插話：“他們（指參加河南省委正在召開的六級幹部會議的人。——引者註）來的時候就談本位主義，他們估計就是反本位主義。”）現在我們是取消本位主義的帽子，反對平均主義思想、過分集中思想。這兩個東西是很冒險的，它的性質是冒險主義。”又說：“瞞產私分不是本位主義，瞞產私分極其正確，那股風一來，他幸得瞞產。（王任重插話：“省委的責任就是政策不明確。”）我的思想就不明確。主要責任中央擔，沒有說清楚這個事，以為一篇決議就可以解決瞭。”⑧
面對“一平二調三收款”這股猛烈的“共產風”，毛澤東很著急和擔心，怕出現更大的破壞。現在又是春耕在即。他要迅速扭轉這個局面。他認為這是可能的，根據河南的經驗，就是各省立即召開六級幹部會議，一竿子到底，作出統一決定，貫徹實施。三月二日凌晨四時半，他再次寫信給劉少奇、鄧小平等：“鑒於河南六級幹部會的開法有極大利益，不集中開一次，領導不會很強，全省、區不能迅速作出一個統一的決定，而這種統一的決定是十分必要的。已是三月瞭，春耕在即，這個大問題不在三月上半月解決，將遇到大損失，我擔心蘇聯合作化時期大破壞現象可能在我國到來。我國過去幾年合作化講步驟，無破壞。這次公社化，仍然必須講步驟，避免破壞。”⑨上午八時，毛澤東又寫信致劉、鄧等，說：“我已請恩來、陳雲、陳毅、德懷、富春、一波、蕭華、定一、康生等九同志於今日到此，到即參加你們今日下午和晚上的會議，共同審定我的講話稿和你們議定的十二句話，以昭慎重。”⑩講話稿是指由胡喬木整理的毛澤東在二月二十七日會議上的講話。十二句話，指當時議定的整頓和建設人民公社方針的十二句話。原來有一句“多勞多得”，毛澤東認為，“多勞多得，並不等於等價交換，可以叫價值法則，等價交換”。後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把“多勞多得”改為“按勞分配”，又加瞭兩句“物資勞動，等價交換”，變成十四句話：“統一領導，隊為基礎；分級管理，權力下放；三級核算，各計盈虧；分配計劃，由社決定；適當積累，合理調劑；物資勞動，等價交換；按勞分配，承認差別。”
這十四句話，成為制止“共產風”、整頓和建設人民公社的基本政策，其中最重要是隊為基礎（即以原高級社為基礎），等價交換，按勞分配。
①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9年3月1日。
②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9年3月1日。
③毛澤東同中共河南省委負責人的談話記錄，1959年2月26日。毛澤東同河南省委負責人和河南省四位地委書記的談話記錄，1959年2月27日。
④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9年3月1日。
⑤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9年2月27日。
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9年2月28日。
⑦毛澤東給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的信，手稿，1959年3月1日。
⑧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9年3月1日。
⑨毛澤東給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的信，手稿，1959年3月2日。
⑩毛澤東給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的信，手稿，1959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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